赶到病房时，我看见父亲静静地躺在床上。我从来没有如此清晰地看到父亲如此安恬的睡态。

或许，我平时根本就没有留意。

在我面前，父亲的身躯仿佛被风干了似的，被洁白的床单轻轻覆盖，窗外的风吹起来，马上把床单惊醒，它轻轻地浮动，仿佛不忍心把他单瘦的身子压坏。

我把编织袋里的东西一一拿出来放好，父亲的头朝我站的方向侧过来，眼晴也睁开了。

吃了晚饭吗？我站在床边，不知所措。

不想吃。父亲轻声说，像个无助的小孩。

医院外有几个云吞摊，给你爸买一点。同病房的病友提醒我。

我端起饭盒就往外走。

拿点钱去吧，父亲撩开床单一角，解开外衣，伸手向胸口掏去。

我接过父亲带着滚烫体温的五块钱，又看了父亲一眼，转过身子，迈到走廊时，我听到身后父亲的声音：你先吃，再端给我吃。

病房里的空气有些窒息，隔床那位尿毒症病人长一声短一声的呻吟把本就紧张的空气拉得更加紧张，仿佛要随时就要绷断，使鼻孔接不上气来。

我把饭盒递给父亲时，就开始心不在焉了。我的目光在病房里巡转了几圈，就转移到走廊上去了。

我把手上的一本杂志卷了又卷，还轻轻地拍着另一只手。

父亲停下了调羹，对我说：到走廊上去看吧，那里有光线。

我于是慢慢踱到走廊，急急的穿堂风让我一激灵。

刚好有一张长椅，我坐了上去，翻开杂志，看了起来。

杂志是一本《人民文学》，我看得很仔细，生怕漏掉一个字。其中的每一个作者、每一篇文章都令我羡慕不已、激动不已。

他们都是专业作家啊。我的作家梦做了十几年，即使是离开校园，细皮嫩肉的我之所以能在烈日炎炎或风雨交加的田野上坚持下来，就是有当作家的信念支撑着坚持下来。我把它当作生活体验。尽管我害怕这种体验。但“害怕”也是一种体验啊。

我把这种体验寄到南宁的一家青年杂志，不知是这种泥土般芳香的文字打动了他们，还是我那种生活感觉在城里人看来很独特，反正，我的文章竟时不时发了出来。

记得第一次收到稿费的时候，我手都抖了，说话的语调也抖了，尽管只有5块钱，但我还是很郑重地交给了母亲。

母亲的脸上一片灿烂：这是你第一次挣钱哦。

不过，她又说，什么时候像村里其他人一样，到广东去打工，几百几千的寄回来，父母也不枉养到你20多岁。

父亲和我听着，都不约而同地白了母亲一眼。

我母亲却不搭理，继续说：我说错啦？他有文化，就是人太懒，读了那么多书到广东还找不到好工作？唉……

一声“唉”激起了我一阵无言的愤怒，我想顶撞母亲一句什么了，但还是忍住了，没有说出口。

我不承认自己懒，尽管村里人都认为我懒。

我觉得自己是很勤奋的，比如一有农闲，就是读书、写作，即使在农作时，我的脑子也从来没有停止构思过。比起同村其他窜上窜下，四处邀朋引伴打扑克赌博或高声谈笑的其他青年来说，我是静态的。但静态并不代表懒散。只是做不同的事而已。

不过，母亲是不会明白的。这也是我想“愤怒”的原因。

母亲这样的话很多，我刚开始时总是还嘴但母亲似乎并不容许我这样无理，于是，口气愈加大起来，愈加蛮横起来。

我认为她那样是无理。我与她说不清这份“理”，到了后来，我就懒得理她了。

以前在学校，我与母亲交谈的机会少些，现在在家，我觉得母亲说我实在太多，我烦得想寻个洞钻进去，再也不出来。

我有几次甚至想远走高飞，离开这个家。但每次负气出走，到县城溜了一圈又回来了。

回来时，又免不了她的一阵数落。

所幸的是，父亲很少说我。父亲的性格沉默寡言。我甚至怀疑父亲有没有骂过人，反正，他是从来没骂过我，哪怕是一句影射的话。

我慢慢想着，默默地在心头生长着对父亲的敬意。要不是对父亲的这份敬意和他像老黄牛一样把田里可以一个人干的活一个人干了，乐得我空闲，有更多时间沉浸在书本和方格子中，我早想离开这个家了。

但现在父亲病了，而且是“留院观察，一边治疗一边诊断”的病。

我没有心思看杂志了，我的心随着夜幕降临后愈来愈凉、愈来愈重的的湿空气慢慢往下坠。

第二天早上，护士在催交医药费了。

我拿着父亲给的50块钱往收费处跑，费用算出来吓了我一跳：两百多块。

我当时就愣住了，足足有一分多钟，我这才想起身上有一本存折。

一进病房，父亲就迫不及待地问多少钱。我只好如实相报。父亲就不吱声了，但我看见父亲的头在枕头上不安地摩挲着。

医生初步诊断是肺炎。既然是肺炎，每天的吊针水不就是一些消炎药么？怎么那么高的医药费？

我的心里犯糊涂。但我又很清楚：到了医院，患者的想法和说的话不算数，一切得听任医生摆布。病人只有像数钱纸一样地把钱数出去。这些都是我在书中了解到的。

现在轮到父亲的头上了。我感到不安。这时，我想：如果父亲是城里工人或干部就好，有公费医疗啊，不像农村人，一毛一分都要自己数出来。

与父亲同室的那位尿毒病患者，浑身插满了管子，一袋一袋的血往他身上输。每天的医药费600多块，刚进院时，每天800多块，现在终于稳住病情了。患者的妻子50多岁，脸上尽是皱纹，眼袋搭拉着，几天几夜没睡好的样子。她说：幸亏单位有70%的报销，要不，几万块钱砸锅卖铁都付不起。

这话既像安慰我，又像炫耀她自己。

我的想法是：父亲幸亏得的不是尿毒症。

上午9点多钟时，医生照例来查房，照例听诊，照例眉头紧锁，照例说钝音很响，炎症还在，继续打吊针。父亲都坚持不下去了：医生，可不可以拿点药回家吃呀？

医生白了他一眼，一声不吭地转身出了门。

我看见他摆动的白大褂叉口一闪一闪，像一只不紧不慢、十分笨拙的企鹅。

母亲急急赶来了。一进门，就说：早早喂猪食，猪像戒了嘴一样。说着，伞往床头柜上一放，问：什么病？这么要紧？

父亲嘴唇翕动了一下：也不知道什么病，医生说观察再说。

那要观察到什么时候？母亲拖过来一张凳子，一屁股坐下。

医生说肺部有炎症。我在旁说。

要不要紧，你去问问医生呀！母亲转过头大声对我说。

我白了母亲一眼：如果会说，他们早就说了！

我有点气了，不过，他看到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便不再言语，而是拿起一本杂志朝走廊上走去。

刚走出病房，母亲就在后面喊他：有你一封信！

怎么不早说，我一边嘀咕着一边折回，拿这信一看：信封上赫然是“广西大学”4个鲜红的印刷字体。我心一下子就猛跳起来，拆开信，展现在我面前的是一张从未读过的用散发宣纸香味写成的竖排信笺。

信是一位自称中文系主任的吕姓教授写来的。他在信中回答了我的问题，他说：我们大学的确有一个作家班，凭高中文凭和发表的作品免试入学，今年已经开学了，要读请赶快来，信末“欢迎你来我校作家班就读”的字句让我心底里倏忽被一片灿烂的阳光点亮，而整封信弥漫的耐心、亲和、简约、明确，让我对“广西”两个字突然充满无穷的感激。

冥冥之中，我感觉“广西”愈来愈与我结下不解之缘了。就像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郎面对一个心仪已久的少女正畏畏缩缩、不知所措时，少女却频频回首，给我鲜花和阳光般的微笑。

少年郎伸出去的手甚至已可以触摸到她丹红的指甲了，原来，心中的理想靠我如此之近！

发表我的几篇短文的那家青年刊物的编辑贾汉宁不耐其烦地给我写了几封信，还鼓励我：“根虽粗糙，却很扎实，愿你的文章如你做人一样，如养育你的黑土地一样……”

短短的一句话，是我冬夜里的一炉炭火，给我温暖；也是我烈日下的一缕凉风，使我能够在不断重复的劳动动作中坚持下来。

后来，这位编辑在一封信中对我说：“敢问路在何方？路在脚下，人生之路也是如此……”

我激情澎湃了，我把它理解成为：你要成功，就一定要走出去！

再后来，他又给我来了一封信，这封信给我卖了一个神秘的关子，他告诉我：如果你有时间和兴趣，不妨看看《中国青年报》的某一日的某一版。

我是下午4点多钟接到这封青年杂志编辑的信的，读完信，我跳上自行车就向10里外的县城急驶而去。

我气喘吁吁地爬上县图书馆四楼的开架书刊阅览室，找到当天的《中国青年报》。报上有一篇文章是写广西大学作家班情况的。我火辣的眼光在字里行间急速地扫视。

我甚至感觉有点窒息。

一口气读完这篇报道，我抚着胸口在心里说：天啦，我也符合上作家班的条件。——如果父母同意的话，我可以去大城市读书啦。

但我很快将这份激动压抑了下来，回到家，他给广西大学的校长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一位江西农村青年渴望上作家班的强烈愿望。

校长将他的信转给中文系主任，而且中文系主任还亲笔给我回了信！

此时，我拿着这封信，想着怎样跟父亲和母亲说。我在走廊上站了很久，才踱回病房，我努力地用平淡的口气对他们说：是广西一所大学来的信，要我去读书。

读什么书？你还没有读够？家里田谁种？就是想偷懒！母亲反应激烈。

不用考就可以上大学，什么大学？读多久？父亲的脸舒展了开来。

我的心情也放松了：读两年吧。

包分配工作吧？父亲最关心的是这个，他最希望的是要我不要在家种田，他有几次对我唉声叹气说：看你一根葱的样子，挑不得背不得怎办哟。

可能吧。我话音刚落，母亲马上接口说：最好去问清楚，不要读了几年，就回来敲土块，钱没少花，罪还照受。

什么时候去？父亲没理妻子的话，又问我。

越快越好。

做梦都别想，你爸爸病还没好！母亲白了我一眼。

不要紧，我的病过两天就好了。父亲故作轻松地笑了。

后来记起来，我认为这是父亲最后一次微笑。这次微笑给了我某种可靠的期待。尽管他不全知晓我心中的想法。

父亲从来都是尊重我的，就连他每次拿回家来的不理想的考试分数。这算是很严重的事情吧，父亲总是对我说：念书不比挑担子，你挑不动，父母可以帮你。而从来不会说：怎么得这么低的分数？笨蛋！但在我心里，前一句话的触动比后一句话的触动更大。这让我更加愧欠父母什么东西。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个绝对慈祥温和的男人，这样的形容词用在父亲身上似乎不太合适，但我觉得作为“母亲”一词身上应具有的父亲都有，而母亲的身上却没有这些，所以我这样形容父亲，是作为内心深处一种潜意识的补偿？

但奇怪的是，父亲很少对我笑。他的神态永远是不缩不展、不愠不火、不热不冷，让我看着总觉得他随时都会笑起来，却总也笑不起来。

父亲总是带着这种神情拿着农具出去干活。

出了门，父亲的脸上反而有偶尔的生动，他与村里的人谈得很来，常常开一些开心的玩笑，或者别人常常向他开玩笑逗自己开心。

我注意到了这些，但找不到这位潜在心中让父亲笑不起来的“罪魁祸首”：是絮絮叨叨的母亲？是学习不理想的我？抑或是繁重不堪的农活？

我渐渐可怜起父亲来，认为他是一个活得最沉重的男人。可在身上却丝毫看不出沉重的痕迹。

现在在医院也是。已经换了五六次床单了，也不知打了多少瓶吊针，医生天天来听诊，可“钝音似在，炎症仍在”。

父亲任由医院摆布。

用父亲自己的话说，是他平生第一次住院，第一次打吊针。

这话我信，因为在我二十年的记忆中，我的确没见父亲住过院，打过吊针，他像家中那头永不知被疲倦的黄牛，日出而作，日息而归。

我认为父亲的那副皮包骨的身架是用钢筋焊拼成的。我担心有一天被忽然天崩地裂“嘣咔”一声……

这次的“嘣咔”，算不上天崩地裂吧？在我的心里至少算不上，我相信这只是短暂的歇停。

——是啊，父亲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了。

可父亲的病情天天如此。我的心一天天收紧。

在住院的第8天，医生也终于忍不住了，早上听诊完，对我说：等会儿下楼领张单，带你父亲再去做一个胸透。

阳光很炫，金黄金黄是最后的颜色。

父亲的脚下有点飘，还微微有点踉跄。

仍是穿过那条阴暗的走廊，这次的感觉更加阴暗。再加上比上次更凶的检验医生，甚至感觉有些绝望了。

片子出来了，那团两指大的阴影仍顽强地附在上面，像驱散不开的乌云和随时会引爆的炸弹。

医生的话肆无忌惮：恐怕很麻烦哦，出院到省城医院去检查一下，可能是癌症。

话语冷酷到了极点。

我看见父亲瞪着一双眼睛，不知落点停在哪里。

能够停在哪里呢！此时，他的眼睛一定跟着心在走，可他此刻的心情如何？

我真的连想都不敢想。

我想冲上去，把那王八蛋医生一拳一脚狠狠放倒。

父亲不说话了。

轻飘飘的我把父亲扶出检验楼。

金黄的阳光虽然变白了，惨凄惨凄的，像丧夫之妇出殡时的脸。

拿着化验单日，回到家，母亲也吓了一跳：不会有事吧？她洗碗的动作骤然停了下来。锅中的碗碟静静地躺着，像等待一次破碎。

家族里的人和左邻右舍都聚到我家，那晚的灯光照得人影绰绰，密密匝匝的语言慌乱地撞击这幢父亲花毕生精力、人力、财力建起来的土坯房里。

父亲坐在正中堂那张青绿色塑胶片编织成的藤椅上一言不发，像个犯罪等待判决的犯人。

经常热热闹闹“演戏”的电视机，这会儿也没了它的黑白色彩，只静静地坐在一旁的桌上，默默地看着这幕人间的戏。

一夜的聒噪，大家达成一致意见：由伯父和我带父亲去省城南昌看病。

伯父也算神通广大，他不知从哪里弄到了隔壁村里小卢在江西中医学院毕业后留在南昌工作的那所医院的联系电话。

再则，他曾带伯母去南昌看过几次病，地熟，见识也广，遇事能冷静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