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教授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每一代政治精英，都希望涂抹下自己的理想国，而每一代学人，则希望完成对历史的自我解读。作为当代中国学人中少有的人文社会学科通才，秦晖在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各方面建树斐然，他立足历史，但是视角始终关注当下。

多年来，方方面面的重大讨论；农村改革、国企改革、私有化、左右对话等，任凭潮水起落，不难发现秦晖“自由高于主义”的冷静力量；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成为显学，制度经济学更是繁荣一时，不少政治改革问题也化为经济学问题讨论，而秦晖在公共讨论中对经济学术语的灵活运用让不少学者汗颜，而他对于公正的不舍追求在这个利益博弈的时代弥足珍贵。

秦晖于1953年12月出生于广西。1969年，随着知青下乡的热潮，未满16岁的秦晖来到了滇桂黔三省交界的田林县。在一个孤独的壮族小寨，秦晖因视觉障碍一待就差不多十年，但这也是不倦阅读的十年，并使得他成为文革后首届研究生。1981年，秦晖毕业于兰州大学后，主要研究农民史与经济史。

有人说中国的基本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如果翻看中国近代史，不难印证这一推断。农业研究背景让秦晖对于中国的理解往往与主流不同，90年代后，秦晖致力于历史研究与现实研究。近年来，秦晖更是结合东欧各国改革经验，结合转轨经济学理论，在实证基础上重新比较和解释了中国的改革进程，断言不应对东欧转轨成败下结论，他同时亦反对效率与公正存在悖论，强调从获得的公正走向交易的公正。

早在民国时期，蒋廷黻就在《中国近代史》中提出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他断言“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事过境迁，如今国外后现代思潮风生水起，但是现代化的问题仍旧困扰着中国几代学人，迷惑文化与制度的分岔。而对于现代化问题，秦晖则一贯主张文化无高下，制度有优劣，对于“文化决定论”与“历史决定论”抱以质疑，信奉胡克“原因的原因的原因就不是原因”这一名言。

无论中西“文化”之异还是左右“主义”之别，秦晖都认为必须以基本的人道为基础，以基本的人权为底线，在“中西”与“左右”之上，有个更为重要的人道与反人道之别。所以文化差异并不影响普世价值观的形成，制度对经济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力，误解往往源于把 “制度”问题偷换成“文化”问题的思维定式。面对 “私有化”洪流，秦晖在借鉴东欧与俄罗斯不同的路径，在承认既有事实基础上，更强调比较公平的策略。这是源于秦晖深知转型社会根本问题在于确定“公正的底线”，所以他才远离“伪问题”的讨论。

作为人文学者，在一个经济变革的时代，秦晖始终对现实不离不弃，他的思考不仅直面现实，而且亦富于人文关怀。秦晖的智慧，更多在于还原常识，而常识在今天如此稀缺——因为利益或偏见，人们往往有意无意忽略常识。